年輕人固然迷惘，你走到中年的迷惘，更復雜。

假設時間是一條流動的大河，今天的你們站在大河上游，我站在下游，已經走過中間的夾岸桃花也看過漩渦深處的黑洞；你們有一天會走到我今天的位置，那時我已不在，就如同當我走向素書樓去修復它的時候，錢穆先生早已不在。

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，我覺得我比從前更有能力理解錢穆。

所以今天要跟你們分享幾件事，很可能也要等你們親身經歷時代性的迷惘之后，才明白；所以今天就姑且聽聽吧。

不要跟第一個你愛上的人結婚，但是不妨愛上你后來結婚的人。

學會玩，培養幾個終身的嗜好

否則，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，你就一無所有，是一口干涸龜裂的池塘。

世上最窮的人，是一個不會玩、沒有嗜好的人。當你老的時候，就是一個最讓人不喜歡的孤獨老人，因為你像一支干燥的掃把一樣，徹底無趣。

越老越難交朋友，越老求知欲越低，所以，結交幾個求知欲強大的摯友，只有“青春正好”的現在可能做到。

大家都說大學四年是人生的“黃金”四年。我年輕的時候以為，這指的是，我們終于有了談戀愛的自由。后來發現，我錯了，戀愛隨時可以談，到老都可以，但是，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時段，容許你義無反顧、赴湯蹈火、全身燃燒地瘋狂求知，就只有這四年。

這段時間一過，人生的種種責任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，緊緊套住你，相信我，這一套就是一輩子。

錢穆教小學生寫作文，把學生帶到松林間的古墓群里，要每一個學生選一株樹坐下來，然后開始孤獨地“靜”。

片刻之后，他問學生是否聽見頭上的風聲？學生說沒注意。他要他們再度靜聽。

過一會兒，他跟學生說，這里上百株松樹，風穿松針而過，松針很細，又多空隙，“風過其間，其聲颯然，與他處不同，此謂松風。”

我喜歡看星星。不看星星的人以為，只有在特定的日子，譬如流星雨，才看得到流星。

事實上，任何一個晚上，你挑一片沒有光的草原，躺下來凝視天空，只要凝視得夠久，你就會發現，流星很多、很多，每天都有。

離開青春校園之后，你會踏上一條電扶梯，電扶梯有個名字叫做“努力”。這個電扶梯一直往前，不斷向上，沒有休息站，沒有回轉站，沒有終點站。在名為“努力”的電扶梯上，你的心不斷地累積灰塵，努力和忙碌的灰塵，一層一層在不知不覺中厚厚地蓋住你青春時明亮如清水的那顆初心。

唯一可以除塵的時刻，就是你孤獨靜處的時刻。

流星其實一直在那里，誰看得見、誰看不見，唯一的差別只在于：你有沒有為自己保留一片孤獨寧靜的田野。

綁鞋帶的時候，你就有半分鐘可以想幾個問題：

“正義”和“慈悲”矛盾時，你怎么辦？兩種“正義”抵觸時，你怎么辦？

譬如在饑荒的時候，你看到一個骨瘦如柴的少年搶一個老婦人手里的一小袋米，老婦人摔倒在地上悲傷地哭泣，而少年，因為饑餓，他的腿浮腫，幾乎站不住，全身發抖，也拿不住米袋。

逮捕那個少年是不是正義呢？

譬如你旅游時當街被搶了一百塊錢；你可以指認那搶你的人，可是你也知道在那個國家里，搶劫一百塊是要被槍斃的。你要不要指認？

譬如，對一個惡人沒法可治，于是索性用另一個惡人去打死他，這是不是正義呢？

譬如，如果正義其實夾雜著偽裝的復仇，你該不該支持呢？如果正義同時存在兩種，而且兩種彼此尖銳抵觸，那么正義的最終依靠究竟是什么，你有沒有個定見？

如果鞋帶綁好了而對這些問題你一概不知答案，那就……再綁一次鞋帶。

蔡元培在1917年開始擔任北大校長。那一年學校里有個聰明又認真的大二學生叫做傅斯年。他發現教“文心雕龍”的那位老師不太懂文心雕龍，錯誤很多，學生就商量怎么把情況告到校長那里去。

你覺得學生應該怎么進行舉報？

首先要有證據。聽課做的個人筆記不能當作客觀證據，于是有人輾轉取得老師的全本講義，交給傅斯年，傅斯年一夜看完，摘出三十九個錯誤，做為呈堂供證，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。

這是學生集體對付老師了，你覺得校長蔡元培應該怎么處理這個沖突？

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。學生們判斷，校長有可能懷疑這三十九個挑錯不是來自學生，所以學生就組織起來，分組備課，把三十九個錯誤的說明模擬個清清楚楚，等著校長召喚。

果然，蔡元培擔心這個行動會不會是教員之間的攻訐，學生只是棋子。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學生全部找來校長室，針對那三十九個錯，當場一一考試，學生對答如流。

接下來呢？

校長立刻給教授難堪？或者看見校長不立即處置，學生開始鼓噪？

結果是，蔡元培按兵不動，學生也耐心等待，那位老師繼續上課，但是調課的時間一到，老師就被調走了。

這件事，無處不是尖銳的沖突，無處不是可爆燃的干柴，可是你看到幾件事：一、學生冷靜地準備證據，二、學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結果，三、校長依證據辦事，四、校長做到改革的結果卻又未傷人尊嚴。

真的有本事、有自信的人，做得到“外圓內方”。

人類學家，不會急著做價值批判；他一定先問“這是什么”，“這是為什么”；就是夜半叢林遇到鬼拍肩膀，他也要抓著鬼的衣袂飄飄，問清楚這鬼的陰界來歷。

如果我們對所有我們堅決反對的事、仇恨的人、無法忍受的觀念、不共戴天的立場，都有一個人類學家的眼光，在決定要反對和仇恨之前，先問清楚“這究竟是什么”，“你這是為什么”，整個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。

小王子畫了一頂帽子，如果你愿意打開，你會發現里頭其實是一只大象，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點，原來是一頭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。

1756年在歐洲開始的七年戰爭，一方的法國死了20萬人，另一方的普魯士死了18萬人。當法國的軍隊打進了法蘭克福、法國占領軍進駐歌德家的時候，歌德還不到十歲。歌德一家人，跟占領軍之間，不該是一個你死我活、相互仇恨的關系嗎？

可是，真正發生的卻不是這樣的。這個法國的指揮官，在歌德家看見了當地藝術家的作品，開始問，“這些藝術家在哪里？我想認識他們。”他熱愛這些敵國藝術家的作品，在藝術的面前，國界突然毫無意義。而小小的歌德，對七年戰爭最重要的記憶，竟然是一個敵國軍官對藝術的尊重，而他自己的美學啟蒙，竟然來自一個他應該要仇恨的敵人。

只要懂得先問“這是什么”、“這是為什么”，你就會發現，帽子里面其實有大象、戰爭里面其實有遠比戰爭重大而長久的價值。

帶著溫情與敬意面對歷史，

也帶著溫情與敬意理解現實。

錢穆在戰爭時期為青年人寫《國史大綱》，說，對自己的歷史有所知的人，必然會有一種對歷史的“溫情與敬意”。

我接受他這句話。為什么要有溫情與敬意？對于歷史懷有“溫情”是因為，你看到了前人的傷痛之處；保持“敬意”是因為，你懂得了前人的艱辛之處，也就是一種跨時空的設身處地。

我們今天所堅定信奉的“是”，將來可能變成下一個世代所鄙視的“非”。如果沒有一種懂得，沒有溫情和敬意，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、自以為是地拿他的“是”做為磚塊來砸你的“ 非”。

就是對于現實的種種撕裂和對立，也不妨以多一點的溫情和敬意去理解，溫情和敬意并不抵銷對真理的探求，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。